新生代農民工從衣著打扮來看和城裡人沒區別，但是要真正融入城市還非常困難。

南方日報訊 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城市流動人員的主體和重要組成部分，代表瞭未來廣州流動人員的基本特性。但他們在融入廣州城市社會中面臨著一系列困境。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城市管理研究所和廣州市團校就此分別對3002名、828名新生代農民工展開瞭《新生代農民工之城市困境及對策研究》（下稱《研究》）、《廣州市新生代產業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現狀調查報告》（下稱《報告》）。

《研究》和《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比起父輩受教育水平高，基本未從事過農業活動，對於農村、農業和土地不像父輩那樣感情濃厚。與上一輩的打工賺錢回傢的夢想不同，他們進城的目標不僅是謀生，“融入城市，成為城裡人是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的最終夢想”。

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卻面臨著一系列困境。要實現從農民向市民的轉化、成為一名真正的城市人，究竟面臨著多少哪些現實困境？

兩者認為，由於農民工的收入差異、工作期望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新生代農民工對未來充滿迷茫，很難真正在這個城市紮根等。這些困境使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面臨更多迷茫，從而可能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

身份認同模糊的一代

“您認為自己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廣州市團校在對全市828名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崗位、不同教育水平的新生代產業工人、社區閑散新生代產業工人的抽樣調查顯示，新生代產業工人身份認同模糊，對於城市身份認同並不明顯。

48.2%的新生代產業工人認為自己是外地人。另外有14.0%被訪者認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有8.6%認為自己既是本地人也是外地人，還有3.3%的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表示“不清楚”。僅14.1%認為自己是本地人。

《報告》將新生代農民工鎖定為廣州務工的1980後出生的農民工。《報告》稱，新生代產業工人工長期脫離鄉村生活，多數是初中、高中畢業後就來到城市務工。在進一步的深入交談中發現，新生代產業工人對鄉村的認同度並沒有他們的父輩那樣強烈。而他們對於城市的融入也沒有當地人深刻，因而出現瞭“身份迷失”的尷尬處境。

身份認同是一種主觀的歸屬感受。《報告》執筆者吳冬華等人認為，影響身份認同的因素非常多，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不同的人會產生明顯不同的主觀感受。在廣州市新生代產業工人中，文化程度越高，其對城市的身份認同越強，文化程度越低，其對城市的身份認同越弱。統計結果顯示，初中學歷新生代產業工人。小學及以下學歷新生代產業工人，而在大專和本科學歷的新生代產業工人中，認為自己是外地人的比例則降低很多，分別為39.6%、35.8%。

戶口不再是最大問題 技術學歷成求職瓶頸

除瞭身份認同的尷尬，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因為學歷、技術等原因，在城市奮鬥過程中他們也面臨制約求職的種種瓶頸。

“找工作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報告》調查發現，人力資本低是新生代產業工人求職的最大困難。與以往老產業工人在找工作時常遇到交不起押金的限制相比，新生代產業工人在就業時，遇到瞭新的困境，即是沒有技術、學歷太低。

統計數據顯示，36.4%的被訪新生代產業工人認為，就業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技術。32.8%的被訪新生代產業工人認為就業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學歷太低。相比之下，認為就業最大困難是戶口受限制的占15.6%。怕被壞人騙、不知道什麼地方招工，分別占5.8%和5.6%。選擇交不起押金的，隻占1.5%

《研究》分析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找工難，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觀念、就業定位和自身技能是有一定關系的。目前廣州就業市場上需求的，一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素質群體所能勝應的白領崗位，二是具有專業技能的技術崗位，三則是不需要特別技術和文化素質的普工崗崗位。前者已經被大學生、研究生群體搶占市場，而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由於缺乏專業技術，難以勝任專業技術的崗位。對於剩餘的普工崗位，由於工作時間長，收入不高，工作強度大。而新生代農民工具有比上一代農民工相對較高的文化水平，對社會事物有一定的認知能力。他們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任勞任怨，甘心加班而置休息時間於不顧。他們更注重自己的勞動權益和勞動價值，因此對普工崗位，往往不是新生代農民工最願意選擇的。

《研究》認為，普通招工難的現象，在將來的一定時期內還將繼續存在。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觀念、定位和就業特點對廣州產業結構提出瞭挑戰，並呈現一定程度上的倒逼產業升級的勢態。

城市生活成本和住房、醫療教育開支難以負擔

“新生代農民工的業餘生活已經遠比上一代農民工過得有聲有色，他們與城市青年一樣，‘逛街購物’、‘唱歌、跳舞’、‘學習充電’成為平時休閑的三大主題，生活方式與城市青年的差距越來越小。”

不僅如此，他們更多地關注自身的生活質量，65%-70%的新生代農民工將大部分收入用於“衣食住行”和“社會交往”。這一消費支出模式與城市戶籍的新生代流動人員已相差無幾，而與上一代農民工有較大區別。

同時，調查發現，一半以上的男青年表示，如果條件允許，是會選擇“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的，部分無條件的男青年表示，為婚嫁需求，他們往往會在老傢修房子，但如果自身收入提高，還是會在城市購買另一套住房。

但是，在穗流動人口的暴增同時也推高瞭房價。目前廣州住房均價過萬，以他們的工資收入，很難負擔如此高的房價，高額的醫療、教育費用也提高瞭在廣州生活的成本。《研究》認為，在失業後，他們大部分選擇繼續在城市駐留，並遊蕩於城市之中，需要防范其可能構成新的貧困階層。

教育成本高，也給新生代產業工人子女教育帶來障礙。《報告》稱，在調查“在子女教育方面面臨的最大困難？”中，40.5%的被訪新生代產業工人認為教育成本高是子女教育中最大困難。29.2%的被訪者認為傢庭經濟條件有限是子女教育中最大困難。

在他們看來，接受教育的時間原本可以出去打工掙錢，而因為接受教育所損失的打工掙得的錢，就成為新生代產業工人子女教育的時間成本。另一方面，子女在接受教育時，需要付出經濟成本。目前各地都實行義務教育階段免交學雜費的政策。新生代產業工人子女學費上的負擔不重，但是，由於升學壓力，不少傢庭都為孩子購買各種課外輔導。而這對於收入本來就不高的新生代產業工人傢庭來說，是一筆高昂的教育經濟成本。

權益受侵害 超兩成受訪者忍氣吞聲

“當您遇到困難挫折時，通常會向誰求助？”《報告》對新生代農民工人際交往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在814份有效問卷中，近一半（40.2%）的被訪者表示，遇到困難挫折時會向朋友尋求幫助。而向父母尋求幫助，隻占16.7%。新生代農民工在遇到困難時，很少向企業團委、企業工會、專業機構等尋求幫助，所占比重分別隻有0.1%、0.6%、0.6%。

不過，新生代農民工的人際交往與老一代農民工已有很大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在遇到困難時，大多向朋友尋求幫助，與父母的聯系不再如老一代農民工那樣緊密。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在十八九歲就離開父母，他們由原來的依靠父母，轉向在城市中生活必須依靠朋友。隨之他們的交際圈也就發生瞭改變。

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是關切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利益的重要問題。為瞭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維權方式做一個總體上的把握，《報告》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維權方式進行調查顯示，在820份有效回答中，25.9%的被訪者表示在合法權益受到侵犯後，會找政府有關機構。21.1%的人會選擇忍氣吞聲。選擇向企業工會反映，占13.9%。讓親戚老鄉找當事人算賬，占13.4%。起訴到法院打官司，隻占5.0%。上網發帖求助，占8.7%。調查顯示，文化程度的不同通常讓他們在維權方式上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而言，文化程度越低的新生代產業工人越傾向於通過老鄉關系維權，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產業工人越傾向於通過電臺報社等媒體輿論維權。